中国古代思维在现代社会(讲稿)

2017-06-30

一、引言
当今世界,有三大奥秘有待人类去攻克:一是宇宙空间,二是基本粒子,三是思维。就思维来说,有人把思维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花朵”。
毛泽东同志说:“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对任何工作,我们确实应该用脑着实地想,想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思维。
我们做工作都讲“思路”,一个好的“思路”,肯定是动脑筋想出来的,只有多想,着眼点才高,方法才新,落脚点才实,才能贴近领导工作的需求线。今天,我愿意把我在学习思维上的一点收获汇报给大家,希望与大家一起讨论。
先讲一个故事,叫竹禅奇思画观音。有一天,慈禧太后心血来潮,传旨宫里的画师,要在五尺长的宣纸上画九尺高的观音菩萨。这下可难住了画师们,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无人领旨。当时,有一个叫竹禅的云游和尚在这里,愿领旨画画。说完磨墨展纸,大笔一挥,一会儿就画成了。慈禧太后看了,赞叹不已。原来,竹禅和尚画的观音不是直立的,而是正弯腰拾从净水瓶里掉在地上的柳枝。她直起腰来,当是九尺。
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多方向、多角度思考。要着意思考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思考这种联系的结合点在哪里。竹禅把菩萨的姿势作为“九与五”联系的结合点,把直立姿势变为躬身姿势,那么,九就变成了五。聪明的竹禅和尚,他的思维表现出了流畅性、灵活性和创新性。
这个故事,涉及了一个思维的问题。
美国就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思维训练。一位教师给学生上课,提出一个问题,说一只狗跑到沙漠里,三天之后就死了,它的死因是什么?有的学生说是渴死的,有的学生说是饿死的,有的学生说是让太阳晒死的,有一个学生的回答,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答案是:沙漠里没有树,狗尿尿时,腿没有了依托,尿不出尿来,让尿憋死了。这就是多向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
科学的进步,管理的进步,都需要创造性思维,就是我们写作,也需要创造性思维。我们说“立意要新”,就是要我们多角度思考问题,想别人之未想,说别人之未说。下面,结合我的工作实践和体会,说说我的一篇新闻稿的写作。韩杼宾当铁道部长时,为了保证铁路安全,号召干部下班组。我当时没有特别注意,几天后,我发现人民铁道报、北京铁道报关于干部下班组的报道铺天盖地,内容都是下班组的干部多少,解决了多少设备问题。当我发现我的单位的宣传没有跟上时,再写这样的新闻怕是上不去了。于是,我们把宣传角度选在管理上,写领导班子如何抓好干部下班组工作的,题目是“加压力,给动力,注活力”,稿子寄出去,人民铁道报、北京铁道报很快就刊发了。而且作为信息上报后,受到天津分局领导在全局大会上的表扬,由天津铁路分局以简报形式转发所属各单位。
所以,我们说要讲究标新立异想别人之未想,说别人之未说,要做那个第一个说的、第一个做的,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好好地学习思维,训练思维,这是做好工作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仵龙堂乡的工作有许多县的第一,如果这个第一多到一个度,我们乡的整体工作就会站在排头兵的位置。
二、简说中国古代思维研究
在我们中国,研究思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
《易传》的“观会其通”,就是强调观察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与《庄子》的“生死存亡之为一体”都属于整体思维。《周易大传》提出的“一阴一阳之为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命题,属于对待思维。(“一阴一阳”就是两个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刚柔相推”就是两个对立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互相推移是变化的根源)
下面简单地谈谈中国古代思维研究。
先说思维形式:
(一)唯象思维。我们中国的文字,走的是象形文字的道路,这说明中国古人最初对外界事物的观察,重在事物的形象,思维的具象性十分突出,由此我们反推原始时代的人,“唯象”是他们思维的鲜明特点。
《周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造八卦。”还说:“夫易者,象也。”古人是通过观察、模拟、仿效自然的方法来认识世界,用《周易》的卦象、爻象来象征万物,因象明义,随义发挥。《周易》这部经典,把唯象思维规范化了,它是成熟的唯象思维的开始。《周易》的“象”是经过归纳、概括和整饬过的,它包含着物象,但不局限于个别的物象,它表示了一定的道理。
以蒙卦为例,说说《周易》的唯象思维。蒙卦的下卦是“坎”,象征水、险;上卦是“艮”,是山的形象,有止的作用。所以,蒙卦的卦形是山下有险,为昏蒙的场所。另外,下卦是险,上卦是止,意味着内心恐惧,对外抗拒,象征幼稚愚昧。彖辞:蒙,山下有险,险而止。
蒙卦阐述了草创时期,混乱蒙昧,危机四伏。这就有一个启发民智和凝聚人心的问题了,因此,这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我们做什么,是要用脑思考的,蒙卦就是运用唯象思维教我们怎么做,还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中医是运用唯象思维而取得重要成就的领域。 中医所说的五行、阴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组经过整饬、归类的“象”。中医以五脏对应五行,就是以肺、肝、肾、心、脾对应金、木、水、火、土,通过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认识五脏之间的关系,用整体和平衡的观点医病,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辨证施治。
道教的内外丹术也是一个运用唯象思维而取得重要成就的领域。就它的道术来说,它拟想身体有“气”所运行的轨道,将“气”想象成沿着轨道运行的具体物象。道家的导引,就是以意识率领内气,让它沿着任、督二脉或奇经八脉运行。这一过程就是借助于卦象(物象),以模拟、领悟、支配体内之“气”微妙变化的过程。在这里,抽象的推理和解说是无法说明问题的,而唯象思维为道教的导引术提供了思维模型。
(二)发散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轮辐形的,属于多向、多点思维。1915年,我国的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展出,遭到冷遇。中国的商人苦苦思索推销的新招。一个推销员打破惯常思维,没有采取人们常用的宣传手段,而是别出心裁,独出奇招。开会那天,宴会厅里挤满了各国商人,那位推销员一手提一瓶茅台,当来到大厅,故意失手,茅台酒掉在地上,“砰砰”两声响,客商们大吃一惊。这时,洒在地上的茅台酒香弥漫了整个大厅,各国商贾大亨闻到这浓郁醇厚的酒香,问是什么酒,当得知是中国的茅台,于是纷纷要求订货,从此,茅台名播海外。这一中国商人的思维路线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他采取思维多路出击的方法,选择一个与惯常思路不同的新思路,不是去大做广告,不是去打回扣牌,而是让人们实地地感知酒的最好质量。这种标新立异的奇想,造就了推销史上的千古绝招。
前些年,一个城市的闹区要动迁100户居民,如果在市区安置,每户需要花费20万元,总共得要2000万元,可是动迁的费用只有1400万元,缺口600万元。有人想到了郊区安置:买一套好的多的住房只要3——4万元,再给每家添一辆小面包车,一户有10万元就够了,如果把100辆小面包车集中起来办一个出租车服务公司,既解决了交通不便的问题,又能服务社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真是一箭双雕,一石双鸟。
我们在工作中,也应该发散思维,创新求异,多出新点子、好点子。
(三)应激思维。这就象我们平常所说的急中生智。明朝有一个翰林学士叫解缙,明《永乐大典》就是他主持纂修的。这个人特别聪明,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爱重。一次,朱元璋带解缙到御花园垂钓,两个人同时把鱼钩甩到水塘里,解缙一连钓上几条,太祖半天没钓上一条来,心中不快,脸拉得好长。聪明的解缙注意到皇上情绪的变化,就凑了过去,说:“皇上有所不知,这鱼儿虽小,却也懂得礼节。”太祖反问,:“何以见得?”解缙答:“有诗为证”,随即口占一诗:“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解缙的奉承平衡了皇上的心理倾斜,朱元璋的那张脸随即“由阴转晴”。又有一次,朱元璋叫解缙作诗,讥讽因犯法而戴上枷锁的和尚。解缙想,皇上早年当过和尚,为人生性多疑,如有不慎就会招来横祸。解缙临阵不乱,处变不惊,口占一诗:“知法又犯法,出家又戴枷,两块无情板,夹个大西瓜。”
人在情急之下,被激活的大脑有产生奇思妙想的效能,应激思维或逼发灵感,是一种非常具有魅力的超常思维。如果人在紧张的氛围中,在超常的精神负荷下,情绪高度激化,有时头脑会蹦出金点子。所以,我们在“急、难、险”的情境中,要心理稳定,急中生智。
1994年,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治国的大政方针,让人耳目一新,因为那时我们的头脑里装满了计划经济的东西。江泽民总书记指示:干部要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五月份,我参加了北京铁路局在南戴河召开的研讨会,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铁路系统的五十多人参加。在一周的时间里,我们连续看了总理朱熔基、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有关讲话的录相带,研讨会要求人们在讨论的基础上撰写理论文章。大家分组讨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两天。任务压得你真有点透不过气来。我想起有人说文章应当结合实际,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他的意见让我想到要结合自己单位的实践,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高度去总结。于是我写出了“铁路基层站段发展多元经济的思考”一文,文章提出的中心论点是:铁路多经企业发展规模经济,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和优势出发,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运作。一共谈了三点(观念、资金、产品):一是强化市场经济意识,拆除思想上的围墙是铁路多经企业发展的启动点;二是善于在要素市场上吸收资金,形成参与市场竞争的坚实基础和雄厚实力;三是把握市场定位、市场营销和产品开发,抢占市场的制高点。论文写成后,先是在铁路的理论刊物上发表,后来收进当代社会科学文集,最后收进中央党校出版的论文集。
在平时,彼此之间对问题可以多一些讨论,大家唇枪舌剑,互相碰撞出火花,为我们的思考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我们遇到难题,应该走群众路线,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大家七嘴八舌,在情急的时候智慧可能就出来了。写文章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一逼,一压,一挤,一碰撞,可能就有好的思路和办法。
(四)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就是我们常说的灵感,或者佛家说的顿悟。西方古代的思想家偏重于逻辑分析,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习惯作直觉体验。先秦的道家就重视直觉思维,《老子》这本书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把“道”说成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道”的模糊性,决定了它既不是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也不是理性思维所能推究的。唯一可能的是凭直觉来领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科学还没有昌明的古代,作为思想家的老子,面对自然界本质的模糊性,他无法解释一切细节,只能在头脑里运用想象,实现大幅度的跳跃,以弥补认识上的空缺,直接获取简洁概括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不仅因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及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具有或然性,而且因只是描绘事物的总体轮廓而具有粗略性。
对宇宙整体的把握之所以不可言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体验的主体必须处于凝神专注之际。这种体验强调一种精神境界,严君平多次描述过这种精神境界,他说:盛德之人“无形无容,简情易性,化为童蒙,无为无事,若痴若聋,身体居一,神明千之,变化不可见,喜欲不可闻,若闭若塞,独与道存。”这时的人,已经进入到一个入神入定的境界,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与天为一”。经历了这种体验之后,把这种体验的东西在心里反复玩味琢磨,这种意会的知识就有可能从模糊转向清晰,然后,再进行逻辑思维,从而形成理性的东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姜广辉先生,他在一篇文章里讲,重视直觉体悟的哲学家认为,人平时的思维受时空的限制,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而直觉思维可以通过静坐体认的修持功夫达到顿悟,一下子把握全体。这时,头脑里会出现一个总的画面,没有时间的先后,也没有空间的远近,它是幽深的却又是明快的,是恍惚的却又是确定的。它难以用语言表达,也难以用逻辑来梳理。老子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
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同样重视直觉思维。德布罗意说:“直觉是在与烦琐的三段论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某种豁然顿悟中突然给我们的点破。”福克说:“伟大的以及不仅是伟大的发现,都不是按逻辑的法则发现的,而都是由猜想得来得,换句话说,大都是凭创造性的直觉得来的。”爱因斯坦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说到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一段话:“一种理论,只要它是有一点价值,就不可能由搜集和整理各种单个观察结果而形成的。相反,它必定是突如其来的想象力的豁然顿悟,就像诗人和作曲家所顿悟的那样”(罗素:《爱因斯坦论和平》序,1960年版)。
下面,讲讲艺术家创作的故事,我们从中感知一下直觉思维。德国诗人歌德在从事创作时,有时诗兴大发,灵感骤然而至,他按捺不住自己的狂喜,急急忙忙跑回书房,稿纸也来不及摆正,就那么站着,用颤抖的手写下刚刚像闪电般划过脑际的诗意。法国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在创作《高老头》时,进入到高度集中的迷狂状态,他描写高老头被两个忘恩负义的女儿抛弃而惨死时,竟然昏厥过去。他的朋友进来看他,发现他倒在地上,把他扶起来,巴尔扎克悲伤地说:“高老头死了。”郭沫若“五四”时代创作新诗时,灵感袭来,使他冲动不已,坐卧难安。他说“我在那时差不多狂了。”他在形容灵感引起想象迭起的情景时说“脑汁就象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何其芳也曾描述说,“那时要写的东西好象是自动地出现在脑子里。”灵感成就了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一天,鲁迅先生一位在山西做事的族人,突然前来看望,惊呼有人要杀死他。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居然象艺术之宫的向导,一下子把鲁迅引入到《狂人日记》的艺术境界中去。
表现为灵感的直觉,其在艺术创作中是有意义的,我国古代文论也注意到了直觉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认为“积之在平日”,而“得之在俄顷”(清代大文学家王国维语)。郑板桥有一首诗:“十日不能下一笔,闭门静坐秋萧瑟;忽然兴至风雨来,笔走墨飞精灵出。”是说灵感来自于艰苦的脑力劳动。
必须明确,直觉思维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呼之即来挥之就去的。至少要有一个“集中的沉思”的条件。金正耀博士写过一本书,叫《道教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文库精选),他说道教的内丹修炼功夫,在心理学中可能属于“集中的沉思”一类技巧。“一个人如果想能完全集中注意某一事物,哪怕只有几分钟,他往往是需要若干年的每日练习。” 灵感的产生,前提是“物我同一”、“物我两忘”。一种恬淡无欲的心灵与万物本质相融,对于激发创造性灵感来说,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周恩来总理在和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文艺创作的经验,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即长期积累,偶然得之。长期积累是创作的基础,偶然得之是创作灵感的诱发。”
在中国的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的理学都是特别重视直觉的。比如道家的庄子提出的“心斋”、“坐忘”。他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就是要人们摈去心官知觉,排除理智推度,物我两忘,与道同体,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境界。佛教讲“般若”,所谓“般若”,就是一种能够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它通过“般若”的静虚智慧,一览无遗地照察整个“真谛”实相,达到“齐天地为一旨,而不乖其实;镜群有以玄通,而物我俱一”(《维摩经注》)。宋代的张载明确提出了三种认识能力:第一种是感性认识能力,就是他所谓的“闻见”;第二种是理性认识能力,就是他所谓的“穷理”;第三种是直觉认识能力,就是他所谓的“尽性”,是通过直觉体认的方法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
先秦的道家,宋明的理学家,以及佛教思想家,都推崇直觉,现代西方科学家也推崇直觉。事实上,直觉就是灵感,直觉是超越思维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惯常思维的拘限,启发崭新的理解。但是,我们绝不能夸大直觉思维的作用。
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世界上第一代钢盔的诞生,就是出于直觉和灵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天,法国将军亚德里安到野战医院看望伤员,一个非常年轻的士兵,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向将军述说他受伤的经过:
德国兵向我们猛烈开炮,一颗颗迫击炮弹在营房周围爆炸,硝烟弥漫,天崩地裂。很多小战友,都惊哭起来,吓昏了似的向外乱跑,爆炸的气浪把他们掀翻在地上,弹片击中了他们的头部。有不少人倒在血泊中。这时,我正在厨房里,周围有很多铁锅,就随手拿起一个扣在头上,也跑了出去。结果弹片只击伤了我的腿,被送进了医院。
听了小兵的述说,亚德里安将军仿佛被魔棒捅了一下脑袋,心头豁然一亮:给每一个士兵的头上戴一个铁帽子。于是,世界上第一代钢盔诞生了。
世界上第一只充气轮胎的发明者叫丹勒夫,他的发明与亚德里安将军的发明是异曲同工。最早的车轮是木制的,外圈包一层钢皮,再在钢皮外面粘一层强力橡胶,这样的车轮无弹性,不能吸收振动,所以跑不快,负荷小。有一次,丹勒夫逛公园,草坪上一群孩子正在踢足球。这时,足球猛飞过来,不偏不倚击中丹勒夫的膝盖,丹勒夫的头脑里如同擦亮一道火花:车轮如果象足球那样充上空气,就有了弹性,也能吸振了。新思想在一瞬间产生了,几经试验,世界上第一只充气轮胎诞生了。
德国一位叫凯库勒的化学家编写教科书,百思而弄不清苯分子的结构式。他打起瞌睡。梦见原子象蛇一样弯曲盘绕。突然,其中一条抓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幅图象在凯库勒的眼前旋转不已,惊醒之后,竟然弄清了苯分子的环状结构式。我们中国儒家的直觉,道家的坐忘,佛家的顿悟,都是一种直觉思维。
有人说,“决策等于百分之九十的情报加百分之十的直觉。”解决问题,我们应当坚持长期专致思考,执着追求,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探索中,及时捕捉灵感,以期进得“忽然兴至风雨来,笔走墨飞精灵出”境界。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对问题强于综合,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模糊性、内向性、意象性等特点。就是这种传统思维成就了中国的文明。
眼下,面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有人怀疑我国传统思维的作用,这是错误的。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第574页)。他的话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思维,比如直觉思维,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能创造西方所创造的一切。
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如果我们的直觉真的给了我们创造性的伟大发现,这是国家之幸。但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是有偏向的,其轻视实体形质,弱于分析,弱于逻辑思维。我们学习《周易》,在磨砺思维上要扬己之长,还要取人之长,要研究东西方思维的融合。应该说,中西思维互补才是最理想的思维方式。
(五)逆向思维。威廉是美国的第十一届总统,他小时候,不爱说话,象个智弱的孩子。有一天,有人把他当小傻瓜取笑,撒出一把硬币,威廉光检面值小的。一些人到了想取笑威廉的时候,就扔一把硬币,看威廉光拣小的。威廉的小朋友问威廉为什么光拣小的,威廉说,我拣大的,他们就不撒了。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一个故事:沧州一临河一座庙前的石头狮子被大水冲到河里,大水退后,僧人请人把石头狮子捞上来。
人们认为石狮顺流被洪水冲到下游去了,就顺河去捞,结果下去十数里,也没捞到。有人说须逆流而上去捞,这里的河底是沙地,水冲到石头有一个反作用,这个反作用把石头前的沙土会冲一个坑,石头就会滚落下去,一次一次的滚落,就逆流而向上游去了。
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是为铁路运输服务的基层段,负责维修和养护天津独流到山东德州之间的信号设备和通信设备。铁道部要求各级都要搞多元经济。我们就有一个选上什么项目的问题,在大家讨论得热气腾腾的时候,总工程师针对多数人提出上大项目的议论,提出从自身的实际和优势出发,由小而大,循序渐进,从小项目做起的意见,主张在铁路大厂生产的夹缝中求生存。结果,我们建起了电务配件厂,产品逐步扩大到121种,其中专利产品一个,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两个,产品销售覆盖全路65%的电务段,成为铁道部唯一的段办定点厂。
我们看问题,不能光盯着大的,小的也可以做得很好;不能光盯着高处的,低处的的也可以做得很好;不能光盯着容易的,险难的也可许会出奇迹……
(六)联想思维。和绅附庸风雅,请纪晓岚给他新建造的府第题写匾额,纪晓岚题了两个字“竹苞”。在《诗·小雅·斯干》里有“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的句子,比喻根基稳固,枝叶繁茂。过去,用作祝长寿或宫室落成时的颂词。和绅把纪晓岚写有“竹苞”的匾挂在和府的大门上。一天,乾隆皇帝来和绅新府,看见匾上的字迹是纪晓岚的手迹,心想,纪晓岚一向看不起和绅,怎么会给他题写牌匾呢?脑子一转,就对和绅说,卿家让纪晓岚耍笑了,按照拆字法“竹苞”是说你们家个个是草包啊。唐朝诗人刘禹锡说:“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视,得形之微着也。”我们做什么,都要“目看心想”,就是用目看,还要用心想,这里的“想”是非常重要的。
看别人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己也可以比照着去想、去做。1997年,我们党的十七大召开,各级报刊大量刊载学习党的十七大的文章,这是个热点问题,我们也应该写出这样的文章。报告里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于合理”的提法,我抓住“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这一话题,结合实际写出了“浅论奖金分配的规范化合理化”一文,在铁路两家理论刊物上发表。
再说1985年铁道部向国务院实行经济总承包,这是个新的东西,1986年,以我为主写出了落实铁路经济承包责任制的经验性文章,也就是当时铁路自称的“大包干”经验,用自己单位的做法托起铁道部的精神。天津铁路分局局长在我们的经验上批示“转发全分局”。北京铁路局局长邀请我们单位的第一管理者参加局长组织的座谈会,《人民铁道报》记者采访,很快在《人民铁道报》第一版显着位置报导了我们的经验性做法。接着万里委员长视察铁路到了天津,与丁关根部长、李瑞环市长接见了四位站段长包括我们的段长。万里委员长高兴地说“你们坐到我旁边来”。后来,单位的荣誉接踵而来,党政工团都成了天津铁路或北京铁路的先进单位。
写这样的文章,首先考虑要写得深,好象垂直打井,向深处开掘。隐藏最深的也是最宝贵的。要把最宝贵的挖出来。“千古有同一题目,无同一文章”,只要把握住深度,不要怕撞车。紧紧贴住深上级的中心工作的思路和做法,一旦成功,其影响是比较大的。
(七)直感思维。(形象)
《周易·系词上传》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精微),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当卦象表现天地万物时,自然会反映天地万物的法则,从而有了象征的作用。王弼《周易略例·明像章》说:“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 这里的“象”、“征”对举是合乎卦象愿义的。
《周易·系词》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圣人取象于天地万物,创造了八卦,八卦分别代表自然界中的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八个最大的物象。八卦互相错综重叠,演生为六十四卦,构成《周易》大厦基础,这就是“象”。《周易·系词》说“夫易者,象也。”《周易正义》说:“万物之体自然,各有形象,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周易》有卦、爻形式,卦有卦象,爻有爻象。卦的本义是“悬挂万物以示人”,爻的本义是“仿效万物之象”。古人通过观察、模拟、仿效自然的方法来认识世界,用《周易》的卦象、爻象来象征万物之象,因象明义,随义发挥。
比喻是思维方式中的重要方面。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用事》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比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其基本点是要求取象与取义的有机结合。取象是指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必须包含或寄寓于具体的物象之中,通过物象表现出来;取义要求文艺作品中物象高于实际生活,有一定的思想寄托。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比喻作为一种喻志的手段和论辩的方式被广泛地运用。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矣”,就是以松柏耐寒来比喻圣贤义士的高洁品格,揭示“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的道理。荀子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比喻,说明后来居上的道理。《吕氏春秋》用刻舟求剑的比喻,来揭示拘泥刻板、不能顺应事物变化的思想行为。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泛用比喻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喻作为传统思维方式中类比的一种形式,具有沟通同类以及异类的作用,它可以“以义起情、借类达情”。它在叙事说理和抒情的过程中借助具体物象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情物交融,直观形象,易于使人接收并感悟其蕴含的道理。它“贵情思而轻事实”,用实在的物象喻指精深复杂的情感,而又不拘泥于原有的物象,从而蕴涵了特有的韵致。
象征与比喻相关,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比喻也未尝不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谈到,中国古代思维具有象征性(见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0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根据一般的理解,所谓象征,是用具体事物或直观表象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思想感情或意境的思维形式。它在中国哲学中被广泛运用。中国古代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就是象征思维。象有两重含义:第一,象是指自然界和社会呈现出来的现象。《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八卦的起源,根据《周易·系辞下》的说法,在于“观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对自然界现象的直观审查,依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的见解,还是文字的起源。造字法中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四法,实际上都与对现象的直观不可分离。第二,认识主体在对现象的直观审查中,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而产生的一种象征符号。八卦与汉字都是这样的符号系统。《周易·系词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是对“象”的模拟,所以 “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返回到具体的过程。以观象取象为标志的这种象征性思维,是由象着意,意从象出的直观性、经验性的思维。《周易·系词》讲:“圣人立象以尽意。”“象”指卦象,“意”是人们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是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八)抽象思维。抽象思维也叫逻辑思维,它发生在显意识,是借助概念实施严格的逻辑推理。整个过程表现为线性的、一维的。逻辑思维重视分析方法,我国古代,墨家就重视分析方法。《墨子》书中所保存的《墨经》、《经说》,显示出墨家分析思维的光辉成就。名家对于分析思维也有贡献,惠施的“历物”十事,既表现了辨证思想,也表现了分析思维。公孙龙讲“离坚白”,所谓“离”就是分别的意思,但公孙龙的分析陷于“苛察缭绕”,更陷于诡辩,远不如《墨经》学说的精确。宋明理学家中,朱熹比较重视分析,他曾讲过学问之道,说:“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不余”(见《大学或问》),这就是兼重分析和综合。朱熹综合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内容繁富的宏大体系。后来的全祖望称赞他“致广大而尽精微。但朱熹一生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对于自然科学并无专门的研究,更没有注意形式逻辑的研究,他的分析思维水平不高。
三、结语
一种思维形式,决不能成就创新。创新需要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结合。中国的传统思维是有偏向的,其轻视实体形质,弱于分析,弱于逻辑思维。我们在磨砺思维上要扬己之长,还要取人之长,要研究东西方思维的融合。应该说,中西思维互补才是最理想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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